【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5月6日，重庆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截至4月30日的全市小额贷款公司最新名录。这份例行公告，今年却带来了不寻常的意涵：全市159家小贷公司中，具备正常开展网络贷款业务资质的机构仅余23家，另有11家的网络贷款业务资质遭到暂停，剩余125家回归传统线下展业。
截图来自重庆地方金融管理局官网
自2020年网络小贷监管征求意见稿出台、2021年各地启动专项整改，到如今重庆这份名单的落地，整个网络小贷行业完成了一次从粗放扩张向集约合规的强制性转型。在这一进程中，能够留存的23家机构，是资本实力、风控能力与合规积累共同筛选后的结果；被暂停资质的11家，则折射出行业在野蛮生长时期种下的种种隐患。
然而，监管整顿从来不只是机构层面的牌照进出问题。在这场深刻的行业重构背后，有两个维度同样值得审视：其一，是行业长期存在的催收合规问题——那些以“爆通讯录”、骚扰无关第三人、软暴力施压为手段的催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仍在持续侵蚀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其二，是被暂停资质机构的存量债务如何善后——此前积累的借款人，在机构退出网络放贷业务后，将面临怎样的还款对接与权益保障困境？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5年金融消费领域投诉由2024年的6778件激增至14791件，增速高达118%，其中不当催收与变相高利贷问题被重点点名。这一数字，是行业野蛮生长阶段留下的历史账本，也是当前合规化转型仍未完成的现实注脚。
名单解读：谁留下来了，为什么？
网贷催收曾是金融消费领域矛盾最集中、投诉最突出的重灾区。在行业快速扩张期，部分金融机构及外部催收机构摒弃合规底线，采用暴力恐吓、夜间骚扰、泄露隐私等违法违规手段，严重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而重庆之所以成为网络小贷整顿的重要观察窗口，正是因为这里曾是全国网络小贷牌照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而重庆之所以成为网络小贷整顿的重要观察窗口，正是因为这里曾是全国网络小贷牌照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巅峰时期（2017—2018年），全国网络小贷公司总数约在300家左右，重庆则拥有53家网络小贷公司（截至2018年3月末），居全国前列；而如今，随着全国网络小贷牌照已不足200家，重庆仅剩23家具备开展网络贷款业务的小贷公司，另有11家被暂停网络贷款业务资质。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经过这番剧烈洗牌，重庆在网络小贷领域依然不乏亮点：全国注册资本超过50亿元的12家小贷公司中，就有7家位于重庆。而在贷款余额方面，2016年至2024年，重庆市网络小贷贷款余额一直雄踞全国第一。
从机构背景看，此次留存的23家网络小贷机构大体呈现三类面貌：第一类是头部互联网平台旗下的持牌机构。如度小满小贷（百度系）、美团三快小贷（美团系）、携程小贷（携程系）、京东盛际小贷（京东系）、众安小贷（众安保险/蚂蚁系）。这类机构依托母集团的流量入口、数据积累和风控体系，具备从获客到贷后管理的全链路能力，注册资本普遍达到监管要求的实缴标准，在历次专项整改中资源配合能力较强。其扎堆重庆的背景是：2017年前后重庆金融办率先放开网络小贷试点，审批效率高、门槛相对宽松，吸引互联网巨头纷纷"南下"拿牌，使重庆一度成为全国网络小贷牌照最集中的城市。
第二类是产业集团或上市公司布局的金融板块。如海尔小贷（海尔集团）、美的小额贷款（美的集团）、永辉小贷（永辉超市）、分众小贷（分众传媒）、千方小贷（千方科技）。这类机构依托实体产业的供应链场景或线下渠道开展业务，资金来源相对稳健，整改中主要需解决集团内关联交易和资金归集问题。
第三类则是长期深耕重庆本地市场的“老牌”小贷公司。如东鼎小贷（江北区本土）、隆携小贷、信喜小贷等。这批机构规模不及前两类，但经营历史较长（部分可追溯至2008年重庆首批小贷试点时期），与本地监管部门沟通机制成熟，在整改窗口期内切实完成了合规要求，未触碰跨区域展业、超比例融资等核心红线。其得以留存的关键在于：股东结构清晰、无复杂关联交易、业务半径主要集中于成渝地区，符合监管“回归本地、服务实体”的政策导向。
根据2020年出台的监管征求意见稿，开展网络小贷业务的机构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元，且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要求，对于大量依靠少量注册资本撬动高倍杠杆的机构而言，是一道难以逾越的硬性约束。部分机构在政策出台之初便意识到自身无力达标，选择在过渡期内主动收缩或转型；另一些机构则持续消耗资本，等待政策松动，但最终等来的是监管耐心的耗尽与资质的暂停。
风控能力的差异，则是存续与出局之间更深层的分野。网络小贷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利用数据和模型对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进行精准评估。留存机构中，头部平台旗下的机构大多经历了多轮经济周期与信用风险压力测试，其贷款不良率维持在相对可控的区间，资产质量的韧性是监管信任的重要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合规文化的积累。留存的23家机构，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系统性的整改过程：下架高利率产品、清理存量违规贷款、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规范催收流程。这一过程固然伴随着利润收窄和规模收缩，但从更长周期看，主动适应监管要求的机构，积累了更为可持续的经营基础。
当然，留存并不意味着完美。此次获准展业的23家机构中，亦有部分在过去曾出现过投诉集中、催收合规边界模糊等问题。监管的筛选标准是综合性的，资质留存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而非对机构经营质量的全面背书。
百万投诉背后：催收乱象的生成逻辑与制度回应
这场洗牌的另一面，是一组同样值得正视的数字。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暴力催收”为关键词检索，结果已突破100万条。据统计，仅2025年3月至2026年初，这一平台新增暴力催收相关投诉就超过30万条。这一增量，与行业整体清退与重组的节奏高度吻合：部分机构为在资质被正式暂停前尽快回收资产，往往在此期间加强催收力度，客观上造成了催收风险集中释放的时间窗口。
截图来自黑猫投诉平台
催收乱象的生成，有其结构性根源。有业内人士向观察者网表示，在网络小贷的业务模式中，贷后催收往往被外包给第三方催收机构。这些机构的业务边界和操作规范，长期游离于金融监管的直接视野之外。由于催收效果通常与回款金额直接挂钩，部分外包机构为最大化回款，倾向于采用高频骚扰、社会关系施压等边界性手段。
典型案例已有记录在案。今年4月，有用户因分期乐平台借款逾期，催收方在其所在村庄周边群发短信，向村干部散布其欠款信息，该平台客服事后确认短信系其所发，但名誉损害已难以挽回。无独有偶，在黑猫投诉平台有多个用户表示，逾期事件中，催收方会将催收信息发送至联系通讯录的亲友，已超出普通违规催收的边界。
截图来自黑猫投诉平台
这类“连坐式催收”的底层逻辑，是通过绑架借款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制造心理极限压力，迫使当事人即便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也想方设法筹款还债。这种操作方式，与其说是催收，不如说是一种以债务为杠杆、对人格尊严和社会关系的系统性侵蚀。
持牌机构同样无法免疫于催收合规风险。2025年7月，海尔消费金融在短短一个月内接连收到两张监管罚单，累计被罚230万元，仅“催收行为不当”一项就被处以105万元罚款。
截图来自青岛金融监管局
技术层面的变量，则使问题更为复杂。人工智能催收已广泛应用于网贷催收领域，某平台推出的AI催收方案可实现8至10倍的开案效率，但相关投诉也随之增多。2026年1月底，仅黑猫投诉以“人工智能催收”为关键词的投诉已达20条，主要反映高频骚扰与语言不当等问题。算法主导的催收系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将骚扰的密度与覆盖范围放大至人工催收时代难以企及的量级。
人工智能催收投诉 截图来自黑猫投诉平台
在此背景下，监管于2026年1月出台了《金融机构个人消费类贷款催收工作指引（试行）》，以七章五十四条的详实条款划定清晰的催收红线，从催收时间、频次、行为规范、机构管理等多方面重拳整治违规乱象。
《指引》的核心约束包括：未经债务人同意，不得在每日22时至次日8时进行任何形式催收；对同一联系方式每日拨打次数不得超过6次；严禁泄露债务人个人信息、冒用行政机关名义、恐吓辱骂，以及诱导债务人通过新增借贷筹资还款。外访催收须安排不少于两名人员，出示工作证件，全程录音录像，未经同意不得进入住宅。
在南京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近期的不良资产转让公告中，均明确要求受让方只能采取正当合法手段进行处置，严禁暴力催收不良贷款。这一信号表明，合规催收的要求正在从监管文件向市场实践传导，成为行业共识的一部分。
规则的建立，是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从文本到执行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执法资源有限、投诉反馈周期较长等多重障碍。对于消费者而言，保留好证据、及时拨打12378、向监管部门反映举报，是面对暴力催收时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路径。
存量风险的善后困境：被暂停机构的借款人何去何从
11家被暂停网络贷款资质的机构，并未就此从市场上消失。它们被允许继续经营线下贷款，只是不能再通过互联网跨区域放贷。但对于此前通过这些机构借款的消费者而言，“暂停”带来的影响，远比监管公告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11家被暂停网络贷款业务资质企业
这11家机构的名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既有A股上市公司拉卡拉，有老牌区域金融集团瀚华，有来自汽车产业的小康与宗申，也有与第三方存在关联关系的科融小贷。这些机构背景各异，但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一致的——在网络放贷业务受限后，存量资产的清收与借款人关系的妥善处理，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债权转让，是这一环节中风险最为集中的节点。当一家机构退出网络放贷业务，其存量贷款资产有可能被打包转让给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或催收机构。已有案例显示，某平台下架后，借款人的债权被转让至第三方企业管理公司，即便借款人已明确告知暂无还款能力，债权受让方仍持续对其本人及家人、工作单位实施骚扰，导致正常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金融监管覆盖的是持牌金融机构的行为，但通过债权转让进入催收环节的第三方商业机构，其日常经营并不直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管辖，在合规约束上往往存在更大的灰色地带。
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放大了借款人的脆弱性。当一家机构的网络贷款资质被暂停，监管部门的对外通知仅以公告形式发布，并无配套的借款人个人通知机制。借款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债权是否已经转让、受让方是哪家机构、还款渠道是否发生变更、原有的协商还款协议是否依然有效。这一信息真空地带，是潜在金融纠纷的高发区，也为部分不法分子冒充催收方实施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
部分被暂停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外部不确定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3.5万亿元；而对于小贷公司而言，在宏观经济承压、借款人还款能力下降的背景下，资产质量管理的压力更为突出。小康小贷据悉已被纳入被执行人名单，意味着其自身的债务清偿问题尚悬而未决，这进一步增加了对应借款人群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在这一困境中，如何平衡机构有序退出与借款人权益保障之间的张力，是监管层面尚待解决的制度性课题。此次重庆对11家机构采取的是“暂停资质”而非“注销牌照”的处理方式，为机构保留了整改后恢复资质的可能性，也在客观上给了存量借款关系一定的缓冲空间，避免了强制注销可能引发的集中风险释放。但这一"降级处理"的方式，同时也意味着借款人处境的最终明朗化，还需等待后续整改进程的推进。
监管层面，要求持牌消金公司持续提升自主催收能力，长期目标为逾期M2（逾期两个月）以内资产不得委托外部机构催收。这一方向的政策信号，提示了贷后管理合规化的长期趋势——将催收的责任更多内化至放贷机构本身，减少外包链条带来的监管盲区。
对于当前正处于被暂停机构债务关系中的借款人，几个基本事项值得关注：保留完整的借款合同与还款记录；对任何自称为债权受让方的机构，要求其出示完整的债权转让文件；对超出合规范围的催收行为，依法保存证据并通过12378热线或监管部门官网进行投诉举报。遇到疑似诈骗行为的，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重庆这份名单，在资本市场看来是一次行业洗牌，在机构看来是一次资质重新分配，而在数以万计的普通借款人看来，它的落地方式与后续跟进，将直接关乎他们在这场行业大变局中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对待。这，或许才是衡量这场整顿真实成色的最终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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